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中国三次人口大迁徙

“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是中国有名的三次人口大迁徙。
闯关东
闯关东，作为一种社会习俗而被广泛接受。山海关城东门，界定着关外和中原大地，一关之隔，却从清朝到民国数百年间，从背井离乡的山东人开始兴起了闯关东。19世纪，黄河下游连年遭灾，满清政府却禁关令依旧。破产农民不顾禁令，成千上万的冒惩罚危险，“闯”入东北，此为闯关东来历。至1840年东北人口仅突破300万人，比一百年前猛增了七八倍，全国人口达四亿多。清末，沙俄侵略东北。清于1860年在东北局部驰禁放荒，1897年全部开禁，1910年东北总人口增至1800万人。民国，闯关东洪流澎湃，新中国前夕近4000万人（数据来自《中国人口地理》，张善余）。 民国38年间，山东人闯关东数量达到平均每年48万人之多，总数超过1830万，留住的山东人达到792万之多，“可以算得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近代史上空前的大举”。 因此，现在东北居民的先祖大多属于山东等省份---黄河下游地区的。


闯关东，清入关实行民族等级与隔离制度，严禁汉人进入满洲“龙兴之地”垦殖，颁布禁关令。顺治曾告诫满洲贵族末路退往关东，雍正说“朕夷狄之君”“非中国人”。满人倾族入关，东北人口剧减，借口“祖宗肇迹兴王之所”保护“参山珠河之利”，长期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

顺治开始，满境分段修千余公里“柳条边”篱笆墙---满洲长城（柳条边墙、柳墙、柳城、条子边），康熙中期竣工。从山海关经开原、新宾至凤城南的柳条边曰“老边”；自开原东北至今吉林市北曰“新边”（《辞海》）。故，在民间有“边里人”、“边外人”的说法。

山东人闯关东分三个时期：一是1644至1667年，《辽东招民开垦条例》，规定“招至百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23年间“鲁民移民东北者甚多”，许多地区因移民而“地利大辟， 户益繁息”。二是1668至1860年，为维护满洲固有风俗和保护八旗生计， 康熙七年清廷下令“辽东招民授官，永著停止”，对东北实行禁封政 策。三是1861至1911年，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边疆控制日益削弱，沙俄不断侵 蚀黑龙江边境，清政府采纳了黑龙江将军特普钦建议，于咸丰十年（1860）正式开禁放垦。

闯关东，从“流人”到“流民”，到东北“移民社会” 。清初民族矛盾尖锐，清朝统治者采取了极其残酷的镇压手段。将“造反”者遣送边陲“烟瘴”之地，山东触犯刑律者多发配“极边苦寒”的东北，这种遣犯史称“流人”。山东人是“安土重迁”的典型。人口压力、天灾人祸、满清政府的政策导向等构成了山东人闯关东的外因。以修筑当时的中东铁路为例，《东北开发史》 引日本人稻叶君山的话说：“中国苦力，如蚁之集，而劳力供给地苦之山东，更乘机输送无数劳工出关为之助。是即一千五百余里之中东铁路乃山东苦力所完成，亦非过言也。” 闯关东，东北是外敌侵扰之地，山东人采取了卓绝的斗争。吉林省浑江市《湾沟公社志》记载“1921年间有一名叫王振邦的农民， 原籍山东，因逃荒携妻及长女一家流落于西川一带。1931年日军侵占东北，王振邦与山东老乡聚义百余人抗日，1934年末，他们与日军大小战事三四次，其中第二次战绩最佳，日军死伤惨重，义军为日军所 胆寒。”

闯关东，由于东北为流放地，禁垦，边墙西为蒙古贵族驻牧地。但覆灭的满清殖民政府无力阻挡历史潮流，满清二百多年殖民统治，倒促进了满蒙汉等民族的大融合，即使“满蒙独立”运动、“伪满洲国”等历史沧桑，都没能改变满洲人成为中国的满族人。山东是圣人之乡，乡土意识淡化，冒险精神极强，促使流民春往冬归转变为在东北扎根。辛亥革命东北几千万关内汉人回到中国怀抱，“以至于人文地理学地图表明该地区完全是中国人的”（《草原帝国》，法国，勒内.格鲁塞）。

闯关东，是悲壮的历史，是一次移民壮举。存在特定的“闯关东”路线、存在“闯关东”的特定背景。因此，闯关东是一种社会历史移民现象，有自发的客观因素，有内在的政治影响深度。“山东人闯关东实质上是贫苦农民在死亡线上自发的不可遏止的悲壮的谋求生存的运动。”日本人小越平隆1899年在《满洲旅行记》中记载了当年真实的历史画面“由奉天入兴京，道上见夫拥独轮车者，妇女坐其上，有小儿哭者眠者，夫从后推，弟自前挽，老媪拄杖，少女相依，踉跄道上，丈夫骂其少妇，老母唤其子女。队伍进通化、怀仁、海龙城、朝阳镇，前后相望也。由奉天至吉林之日，旅途所共寝者皆山东移民...”。作为世界第一的大民族---汉族，几百年来人囗压力就使汉人不断向周边扩散：走西囗、下南洋,内蒙古和新疆也成为汉人的移民地。闯关东也成了人口与经济的平衡学。
走西口
从明朝中期至民国初年的历史长河中，无数山西人背井离乡走西口，打通了中原腹地与蒙古草原的经济和文化通道，带动了中国北部地区的繁荣和发展。走西口中的西口到底是什么呢？
从杀虎口开始
西口，位于山西、内蒙交界处的右玉县，它实际上是长城上的一道关隘，真正的名字叫杀虎口。

杀虎口明朝时称杀胡口。明朝时蒙古贵族南侵长城，多次以此口为突破点。而明王朝派兵出长城作战，也多由此口出入，所以起了这么一个杀气腾腾的名字。清朝统治者对蒙古贵族采取怀柔政策，将“胡”字改为“虎”字。由此杀虎口之名沿用至今。

杀虎口是雁北外长城最重要的关隘之一，是晋北山地与内蒙古高原的边缘地区，也是从内蒙古草原南下山西中部盆地或转下太行山所必经的地段,距右玉老城仅10多公里。杀虎口两侧高山对峙，地形十分险峻，其东依塘子山，西傍大堡山，两山之间开阔的苍头河谷地，自古便是南北重要通道，至今大同至呼和浩特的公路，仍经由此地。杀虎口关城是明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土筑，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砖包，城周为1公里，高11.7米。明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在杀虎口堡外另筑新堡1座，名平集堡，其长、宽、高、厚与旧堡皆同，两堡之间又于东西筑墙相连，成掎角互援之势。

明代时，为了防止蒙古骑兵南下，这里曾驻扎了大量军队。明朝和蒙古部族关系缓和之后，它又被开辟为双方贸易的市场。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个皇帝，先后出兵平定西北叛乱，杀虎口又成了供应大军粮草的后勤基地。战争结束后，这里成为山西人进入西北地区的门户。由于来往的客商很多，甚至造成了这个地方一度的商业繁荣。

其实，如果我们站在整个中国的角度打量山西，就会发现，山西北邻蒙古草原，南边紧挨着中原腹地。草原上的牧民需要农民种的茶、纺的布，中原的农民种地也少不了牧民放的牛、养的马。这种相互的需要，必然会造成商业的往来，如果商业往来被人为阻断的话，就只能以战争的方式来解决。但不论战还是和，山西可能都是连通中原腹地与蒙古草原之间最短的一条通道。这一点，那些想在中国建立强大王朝的人都看得很清楚。清朝皇室入关之前，在制订他们经略中原的战略时，就把山西作为必须控制的地区之一。他们认为“山东乃粮运一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极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们版图，则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

　　这些话并不是说说而已，清兵一入关，顺治皇帝的屁股还没有在紫禁城的龙椅上坐稳，马上召见了当时最有名的八位山西商人。宴便殿、赐服饰，又是请客，又是送礼，最终还把这些商人编入了由内务府管理的“御用皇商”的行列。

　　顺治皇帝超规格的礼遇，为清朝后几任的统治者换来了极大的回报。雍正十五年，朝廷调集九省大军，平定青海叛乱。清军进入草原深处之后，由于补给线过长，军粮供应发生困难。

正当朝廷上上下下一筹莫展之际，一个叫范毓宾的山西商人站出来说：“这件事就交给我做吧。”范毓宾的爷爷，恰恰就是参加过顺治皇帝赐宴的那八位商人之一。

一个国家都很难做成的事，一个商人做起来可能就更加艰难。有一次，范毓宾运往前线的十三万担军粮被叛军劫走，他几乎变卖所有家产，凑足一百四十四万两白银，买粮补运。 范家以“毁家抒难”的做法，赢得了朝廷的信任和赏识，作为回报，朝廷慷慨地把与西北游牧民族贸易的特权交给了范家。这一下对范毓宾家族来说，称得上是天大的商机获取，因为在此之前，朝廷是严禁汉人进入草原和牧民进行贸易的。

走西口的路就这样被打通了。



走西口的“关口”

从山西中部和北部出发，一条向西，经杀虎口出关，进入蒙古草原；一条向东，过大同，经张家口出关进入蒙古，不论走哪条路，首先都要穿过横亘在那里的长城设置的一系列关口。

既然是长城上的关口，最初的作用是作为军事要塞，地理位置自然十分险要。雁门关位于平均海拔1500米的太行山脉之中，它之所以得名，据说是因为这里位置太高，关城建好之后，空中飞的大雁也只能从城门洞中穿过去。一两百年前，走西口的山西人沿着崎岖的山路，翻过这些一眼望不到头的大山，为了能在春天到达草原，他们又往往必须选择在数九寒天就开始这种漫长的跋涉。

　　在这种条件下，山西人不但走了过去，而且是一代又一代地这样走过。固关是山西东北部的一座门户。通过固关关城的路，由厚重的青石铺成，由于往来人员车马川流不息，年长日久，甚至在这些青石上，轧出了几寸深的车辙印。至今，在杀虎口那条著名的石板路上，当年晋商的车辙痕迹有十几厘米，足可见当时的繁华。

如果说，这些只是地理上的关口的话，那么翻过这里，走西口的山西人还要面对一座座心理上的关口。

出雁门关往北不到一百公里，有个村子叫歧道地。在村子边有两条大路，一条通往杀虎口，一条通往张家口。虽然两条路最终都可以到达蒙古草原，漫漫长途到底该往哪儿走呢？

对最初走口外的山西人来说，蒙古草原只是寄托着他们模糊的希望。在那里他们到底能做什么？结果又会怎样？大家心里并不清楚。那些迫于无奈，只好咬着牙忍着泪从家里义无反顾地走出来的人们，面对眼前的选择时开始犹豫了。当年，他们中的许多人，就站在这处叫黄花梁的山冈上，唱起那曲悲凉的歌。

正如一位山西山阴县歧道地村民所言：“当年南面的人上来，到在这儿来说了，一爬上这个梁，就可以看见下面（两条路），这就是说‘上一个黄花梁呀，两眼哇泪汪汪呀，先想我老婆，后想我的娘呀！’这意思也就是一个顺口溜哇。”

没有把握，走西口的人们就不知道哪头去，生意好生意坏，就等于到这儿扔鞋板，扔在哪边他就走哪边。这样的做法，不是听天由命，它更像是一种赌博，和命运、和西口、和老天爷的一种赌博。

其实，走西口的人群中，也有经过千辛万苦而成功者，并出现了新的商业群体。成功者的榜样，给走西口的人们带来的希望。比如大盛魁商号创始人王相卿（太谷人）、史大学、张杰（祁县人），当康熙平定准噶尔叛乱，军队深入漠北因粮食供应困难，特准商人随军贸易时，便充当随军肩挑小贩。清军主力部队移驻大青山，军队供应需从杀虎口运送，王相卿三人便在杀虎口设“吉盛堂”商号，经营粮食等贸易。大盛魁结合蒙古地方特点，组织货源有针对性，经营手段有灵活性，逐渐占有了喀尔喀蒙古四大部，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库伦、内蒙古各盟旗市场，并获取了高额利润，据说逢三年分红，每股可达万余银两。大盛魁极盛时有员工7000余人，贸易额1000万银两左右，号称可用50两元宝，铺一条路从库伦（乌兰巴托）到北京。

因此，某种意义上说，走西口尽管是一次由内地向塞外的大移民活动，但其最大的历史价值与意义，就是推动了塞内外物资交流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下南洋
中国人向南洋迁徙，明朝初年业已兴盛，此后络绎不绝，比如，在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至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的六十年间，每年进入西加里曼丹的就在三千人以上，到1820年在那里居住着十五万华人 。又如1832年（道光十二年）在菲律宾有几万名福建人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清朝政府同英、法等国订约，允许华工出洋，跟着出现华人出国的热潮，及至1893年（光绪十九年）清政府宣布废除海禁旧规，出国的人员骤增，纷纷进入美洲、非洲、澳洲，南洋地近中国，更是华人奔赴的处所。1890年（光绪十六年），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薛福成讲，每年到南洋的华工有十余万人 ，几年后，即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出使俄国的王之春说，每年去南洋的华人多达十五六万 。王、薛的不同数字说明南洋的华侨在逐年增多。我们知道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人1860年（咸丰十年）为二十二万一千；1870年（同治九年）增至二十六万，平均每年增加三千九百人；1880年（光绪六年）华侨三十四万四千，自1870年以来每年加多八千四百人；1890年（光绪十六年）华人四十六万一千，自1880年以来年增一万七千人；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华人达五十三万七千人，自1890年以来年增七千六百人 。华侨的增长在前三十年呈现出直线上升的势态。在缅甸的华侨，1861年[][]咸丰十一年[][]有一万人，1891年[][]光绪二十七年[][]增为四万三千，年平均增加一千一百人，1911年（宣统三年）达到十二万四千人，自1891年以来，年增四千余人 华侨数量迅速上升。华人不断地流出，到1890年（光绪二十六年）在南洋华人有300万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达到400万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的五十年中，华人像潮水一样，汹涌澎湃流入南洋各地，是真正的出国潮。这样使得这个时期的下南洋，人数多，规模大，增长速度快，且有持久性，这就使它与前此任何时期具有了不同的特点 。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加速了半殖民地化的进程。西方殖民主义者之间采取“合作政策”，在华划分势力范围，派遣驻军，设立租界，拥有领事裁判权，但是共同维系清朝政府，保持中国的“独立”。清朝政府在殖民者的军事、经济、文化侵略面前，被迫接受列强的宰割，逐渐被殖民国家控制，请外国人管理海关，做军事、财政、经济、外交顾问，允许殖民者在华驻扎军队，从而丧失一个独立政府必备条件。殖民者扩大经济侵略，一面向中国倾销商品，继续进行罪恶的鸦片贸易，为此强迫中国增设通商口岸，由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的五口增到1911年的八十二个；另一方面是实行资本输出，在中国开办银行、工厂，修筑铁路。在列强经济掠夺下，中国资源外流，入超严重，1901年一1910年入超十二亿一千多万两，平均每年一亿二千多万两 。中国封建社会等级的对立，贫富的严重分化，人口的膨胀，迫使广大人民挣扎在饥饿线上，在中国半殖民地化过程中，人民灾难更加深重，无法维生，闽粤沿海人民只好出洋谋求生存，学者陈述指出：“光绪末，国政日非，民俗日下，携眷而出，势如奔涛，不可复遏” 。中国半殖民地化加速了华人的流向南洋。 十九世纪下半叶南洋土著居民不多，英国、法国、荷兰、西班牙殖民者为实现资本输出，更多地掠夺南洋财富，深感劳动力的匮乏，希望用华人去补充，为此，英法两国政府于1860年十月，分别强迫清朝政府在中英北京《续增条约》、中法北京《续增条约》中承认它们来华招工的权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华人大量被招往南洋做苦工。光绪间修撰的《闽县乡土志》写道：“膂力强者，用应洋人之招，为苦工于绝城，彼族以牛马视之” 。 民国间编写的福建《永泰县志》讲：“同治初年，英、荷诸国开辟荒岛，乏人垦治，以重资诱往作工，遂有贩卖猪仔之事” 。都是说的西方殖民主义者在华招劳工的事实，晚清华人的大量移民南洋，正是西方资本输出、扩大在南洋殖民的时期。 中国被迫半殖民化的同时，人们也以争取实现近代化为中国寻找出路，并与殖民者抗衡。在经济建设方面，从官僚办洋务开始，到民间资产者兴办机器工业、矿山，进行资本义式的商业经营，建设铁路、航运和邮电；在政治改革方面，出现戊戌变法，废除科举，创办学堂，改革官制，整顿吏治，编练新军，但是变法失败，人们懂得了改良不行，准备革命，谋图推翻清朝政府，终于爆发了辛亥革命；生活方式方面，受着封建等级制度的制约[][]崇本抑末方针的限制，纲常伦理观念和迷信思想的束缚，改革起来更不容易，只有极少数的人采取文明婚姻仪式，改变着装，剪掉辫子。十九世纪后半叶，中国要摆脱困境，必须实行近代化方针，进行政治改革和经济建设，变革生活方式以促进政治、经济改革，否则只能沿着半殖民地化的道路走下去。所以中国近代化任务的提出，与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矛盾加深及半殖民地化是因果关系，社会矛盾越严重，实现近代化的任务越迫切。 在中国面临实现近代化任务的时候，华人大量移居南洋的过程，与中国半殖民地化加速进程，与南洋殖民地化加深进程，是同步进行的，这三方面有着内在的联系；华侨流寓南洋，与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矛盾的加深，中国半殖民地化，也是一种因果关系，后两个因素继续产生南洋移民；华侨身在南洋，与祖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植根于中国，出入境虽然不自由，但短期内可以返乡，时间长了也可以偷着回国，家乡有亲眷，有宗亲姻亲，有乡邻，到新居地还要利用这些关系；本身受中华文化薰陶，并把它带到移居地。中国近代化任务的提出，与华侨迁徙南洋产生于同样的社会原因，加之华侨的根在祖国，这就使南洋华侨与中国近代化产生内在联系，华侨必然会关心亲人的、祖国的命运，清朝政府和各种社会力量也会对他们采取一定的政策和态度。